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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书值钱在书上的批注
明朝的医书能传家,因为学医的门槛不在书在经验:一部《伤寒论》谁都能买,怎么用得有人带。最值钱的是书上的批注——这一条我试过、这一条不灵、这一条得加一味,一本书里有三代人的手。一部伤寒论谁都能买,怎么用得有人带。
医家抄书抄一遍才记得住
明朝刻书贵,一般人家买不起就抄。医家抄书是因为抄一遍才记得住、用得熟。抄错一个字能出人命,所以抄完校三遍。节抄只抄用得上的,抄哪些不抄哪些就是这家的路数。一部抄本就是一个人的学问。抄错一个字能出人命。
府里有个正科,县里有个训科
明清每个府州县都设医学,府设正科一人,州设典科一人,县设训科一人,都是不入流的小官。医学里收医士,学《素问》《难经》《本草》,按季考试。学成了给札付,准他行医。一个县的医士,多则十来个,少则三五个。府设正科一人,州设典科一人。
贡院里有个医生背着药箱走巷子
几千人挤在号舍里九天,病是常事。贡院设医官,从太医院或者地方医学调,背着药箱在巷子里走。中暑、腹泻、疟疾、晕倒,一天看几十个。药是官给的,方子是自己开的。看不好,人就抬出去。中暑、腹泻、疟疾、晕倒,一天看几十个。
一根参要过四道手才进药铺
人参是药材里最贵的一样。产地有限,采的人少,等级却分得极细。参从山里出来,先交参局,再到参行,最后进药铺。年份、产地、野种还是家种,一样一样算,价能差几十倍。一根参从山到铺,要过四道手。参从山里出来,先交参局,再到参行。
神机营里的火药是有数的
神机营专管火器,火药是营里最要紧的东西。一个兵一个月领多少药,一次操演打几发,打完了要报,报完了还要核。药从库里领出来,一路有人押,一路有账。账上的数和营里的数从来对不上,差的那几斤,谁也说不出去了哪儿。
眼睛看不清了有法子治
明清有眼科。眼科看的病有三样:看不清、红肿、流泪。看不清又分几种:远的看不清、近的看不清、一片模糊。所以眼病不是一种病,是一堆病。一堆病,治法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了,得分开看。眼科看的病有三样:看不清、红肿、流泪。
喻昌看病,先把道理讲清
喻昌是江西新建人,明末清初在常熟一带行医。他看病有个规矩:先讲清这病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治,讲完了才开方。他把这些医案写成《寓意草》,一条一条记,谁看了都明白,不用猜。讲完了才开方,一条一条记。
康熙得了疟疾,吃洋药好了
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得了疟疾,太医院治了好几天,一点也不见好。传教士献上金鸡纳霜,吃了就好了。康熙从此信这药,还赏给大臣。这是奎宁进中国的开始,也是清廷第一次正式接受一种西药。太医院治了好几天,一点不见好。
有人给本草纲目做了减法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五十二卷、一千八百多种药,太大,乡下的郎中买不起也背不动。康熙十一年,何镇把它删成《本草纲目必读》,只留常用的几百种,一册能带走。这种减法,清代做了很多次。太大,乡下的郎中买不起也背不动。
叶天士看病,看一眼就知道
叶天士是苏州人,祖父、父亲都是医生。他一生没写过书,可门人把他的说法记下来,编成《温热论》。他说温病从口鼻进来,先犯肺,治法跟伤寒完全不同。这一句话,把温病从伤寒里分了出来。他说温病从口鼻进来,先犯肺。
徐大椿说学医要溯源
徐大椿是江苏吴江人,学问杂,懂医、懂水利、懂音律。乾隆二十二年,他写成《医学源流论》,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他说学医要从《内经》《伤寒》读起,不能只背方子,得知道为什么。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不能只背方子。
本草纲目之后又添了新药
赵学敏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没做官,喜欢访药。乾隆三十年,他写成《本草纲目拾遗》,收了七百多种《本草纲目》没写的药,有海外的、有民间的、有他亲眼见的。这是一次补漏,补得实在。收了七百多种本草纲目没写的药。
同仁堂的药,供到宫里
同仁堂是康熙八年开的,创办人姓乐,在京城前门外卖药。雍正元年,它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就是一百八十多年,一直供到清末。供御药是差事,也是招牌,同仁堂的药从此贵也卖得动,没人还价。雍正元年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一百八十多年。
喉咙一堵,气就上不来
郑梅涧是安徽歙县人,家传喉科。乾隆三十三年,他写成《重楼玉钥》,讲白喉、喉痹、喉风怎么辨、怎么治,还讲了养阴清肺这个法子。喉病急,一口气上不来就没命,所以这书传得快,抄本也多。讲白喉、喉痹、喉风怎么辨、怎么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