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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打碎冻成硬块装上轮船出口
清末民初,外国商人在汉口、青岛、南京设蛋厂,把鲜蛋洗净、打碎、过滤,冻成一块块冰蛋,或者烘成蛋粉,装进木桶铁桶运到欧洲。中国鸡蛋从此不只是挑担卖的鲜货,也成了出口的工业原料。
巴黎西北郊的厂子做起了中国豆腐
一九〇八年,李石曾在巴黎西北郊办起豆腐公司,用机器磨豆浆、点豆腐、烘豆粉,把中国的豆腐卖到法国。厂里雇的多是中国工人,后来又招华工来边做工边读书。豆腐第一次成了出口商品。
酒吧间里一杯威士忌要卖几块钱
通商口岸的酒吧从外国水手和洋行职员开始,白兰地、威士忌、金酒靠进口,按杯卖,一杯几块钱。三十年代的上海,酒吧集中在静安寺路和霞飞路,有爵士乐、有吧台、有调酒师,喝的是洋酒,坐的是高脚凳。
木榨换成了水压机出油多了一成
油坊里一根撞杆几个人抬着撞,一天出不了多少油。后来机器进厂,蒸籽、压榨、过滤都用机器,出油多了,豆饼成堆。油装桶装瓶,贴上商标,走轮船出港。乡下人拿豆子来换油,剩下的渣归油坊,一斤豆子出多少油,全看手艺。
四个口袋五个扣的一身短装
中山装是孙中山改出来的一套衣服。立领、四个口袋、五颗扣子、三颗袖扣,袋盖做成倒笔架的样子。不长不短,不中不西,穿上有精神。民国政府定它为礼服,公职人员上班都穿。后来学生穿,教员穿,一路穿到四十年代。
踏板一踩针自己上下走
缝纫机进了中国的成衣铺,一脚一脚踩踏板,针自己上下,一条缝走得又直又快。一台机器顶几个女工,一天能做十几件。裁缝铺改成成衣铺,铺子里坐一排女工,低着头踩机器。买不起机器的,还在一针一针缝。机器声一街都听见。
宁波裁缝在上海开出一排西服店
西装进来,中国人不会做。宁波、奉化一带的裁缝先学会,在上海开西服店,做一套要量几十个尺寸,试三次身。他们叫红帮,做的是洋服;做中式的叫本帮。西装店的橱窗里摆着模特,玻璃擦得亮,路过的人往里看,看一眼就走。
鞋底钉了铁掌走石板路会响
皮鞋是洋人的做法,鞋底是牛皮,鞋帮也是皮,缝在一起,钉上鞋跟。中国原来的鞋是布底布面,软的。皮鞋硬,穿几天才跟脚。上海有皮鞋店,定做一双要量脚,试两回。鞋底钉了铁掌,走石板路咔咔响,老远就听见人来,一双穿几年。
车间里飞着棉絮看不清人
纱厂把棉花纺成纱。棉花先弹、先梳,拉成条,再上细纱机,一根一根抽细、加捻,绕在纱管上。车间里飞着棉絮,看不清人,说话听不见。女工多,站着走,接头、换管、扫地。一天十二个钟头,白口罩戴一天变灰,机器不停人不停。
机器印的花布一匹一匹卷着卖
以前的花布靠手工染、手工印,蓝底白花、红底白花,一块一块。机器印花布进来,几十个滚筒一起转,一匹布几百米,花色几十种。花布便宜,做被面、做衣裳、做门帘。乡下人爱大红大绿,城里人爱小碎花,卖布的按人分货,一卷一卷的。
布机一排排响得说话听不见
纱纺好了要织成布。老办法是一人一机,手投梭,脚踩踏板,一天织几丈。织布厂用铁机、用电力,一台机器一分钟几百梭,一个人看几台。车间里响得说话听不见,布一卷一卷下来。织布比纺纱累,一个女工一天走十几里路。
月份牌上那个穿旗袍的女人
月份牌是随货送的画,画上多是穿旗袍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拿着扇子、抱着孩子。画是彩色的,印得精细,挂在墙上一年。看画的人学画上的人:学她的旗袍样子、学她的烫发、学她的口红。一张画,把时装送到不识字的人家里。
女人头上那顶小帽子
中国女人原来不戴帽,戴首饰:簪、钗、步摇。帽子是洋东西,进来时先给男人戴。女人戴帽,是民国以后的事:一顶小圆帽斜扣在烫发上,或者一顶宽檐帽遮太阳。帽子配旗袍,配高跟鞋,配手袋。帽子小,讲究大,一顶顶挑。
南京路上玻璃窗里站着假人
以前的铺子没有窗,布卷堆在柜台上,要什么拿出来看。洋服店装了大玻璃窗,窗里站着假人,穿着西装、旗袍、大衣,配鞋、配帽、配手袋。窗里打灯,晚上也亮。人不用进去,站在街上就能看。橱窗是铺子的脸,也是时装的课堂。
嫁妆里那双红缎子绣花鞋
放脚以前,女人的鞋小,尖,一头翘起来,叫弓鞋,鞋面上绣花。放脚以后,鞋变大、变方,可还是要绣:红缎面,绣牡丹、绣鸳鸯、绣蝙蝠,鞋底纳千层。绣花鞋是嫁妆里的一件,做一双要几个月。穿它的人,一辈子只穿几回,穿完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