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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城墙城门与夹城
长安外郭城夯土版筑,周回约三十七公里,十二座城门中唯正南明德门为五门道;城内还修有与城墙平行的夹城复道,供帝王潜行于大明宫、兴庆宫与芙蓉园之间,外人只见城上甲士而不见车驾。
床榻屏风与帷帐陈设🏛 图证
唐代室内以床榻为起居中心,配屏风、帷帐和几案;屏风有围屏、素屏、画屏之分,山水人物花鸟皆可入画,帷帐张于床榻之上,共同围合出一处私密的空间,敦煌壁画与出土帐构皆可相印证。
五代木构建筑遗存
五代虽短,仍有六座木构殿宇存世,多在山西:龙门寺西配殿、天台庵、大云院弥陀殿、镇国寺万佛殿、正定文庙大成殿及福州华林寺大殿,上承唐风、下启宋制,普拍枋出现与厅堂构架增多即其征。
麦来了,磨还没来
麦和菽是商晚期才站稳脚的两种粮食。麦从西北传来,商晚期已种,但整粒煮成麦饭粗糙难咽,要磨粉做饼得有石磨,石磨到战国才普及。菽就是大豆,中国原产,煮成豆羹,豆叶当菜,荒年最能救急。
唐漕江淮租米大半走这条河全长二千七百公里
大业元年(605)起,隋炀帝命皇甫议等先后开通济渠、邗沟,续开永济渠、江南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沟通五大水系,全长约二千七百公里,后世沿用千年,唐漕江淮租米大半取道于此。
他背回六百五十七部梵经还口授了一部西域记🏛 图证
玄奘贞观初冒禁西行,越莫贺延碛、凌山、大雪山,至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曲女城法会名震五印,贞观十九年(645)携梵经六百五十七部归长安,译经千余卷,口授《大唐西域记》,其行程与年代今仍有异说。
从扬州出发六次十二年才踏上日本的岸🏛 图证
扬州高僧鉴真应日僧荣睿、普照之请,自天宝二载起六次东渡,屡遭风浪与官府阻拦,双目失明而志不夺,天宝十二载(753)终抵萨摩,次年入奈良,建唐招提寺、授戒传律,为日本律宗之祖。
邗沟与江南河的疏浚
大业元年(605)隋廷征淮南民十余万重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六年(610)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连贯六朝旧水道,把太湖流域正式纳入全国漕运网络,唐代称山阳渎,为漕运咽喉。
隋唐漕运制度与东南粮运
唐都长安,仰给关东江淮,唐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石。东南租庸调自扬州入斗门,候淮、汴、河涨落而行,三门峡砥柱为最大险阻;显庆中褚朗凿山不成,中宗时杨务廉开栈道挽舟,皇帝屡率百官东赴洛阳就食。
裴耀卿转搬法与分段漕运
裴耀卿开元十八年首陈漕弊,二十一年复请罢陕陆运、置仓节级转搬。次年拜相兼江淮河南都转运使,置河阴等四仓,开三门十八里车路避险,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佣钱三十万缗,玄宗自是不复东幸就食。
刘晏改革漕运与盐运
广德二年(764)刘晏受命为江淮河南转运使,疏浚汴河、恢复断绝的漕路,以分段转搬、囊米袋装岁运粟一百一十万石;又改革盐法,亭户粜商、巡院缉私、远地设常平盐,盐利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财赋盐利居半。
唐代漕船与纲运组织
刘晏在扬子设十场造船,造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艘载米千石;又因水造船,江船、汴船、河船各有定制,过三门有上门填阙船。运输以十船为一纲,配水手篙工、军将押纲,另有绢帛钱币贡物行纲,考核赔偿皆有章法。
运河沿岸城市与河阴仓
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于汴河入河处置河阴县、河阴仓,江淮漕船至此交卸返航,仓城输场带动河阴兴起。沿线汴州、宋州、埇桥、泗州、楚州、扬州连成城市带,皆因河而兴,亦随漕路通塞而盛衰。
两京驿道与长安洛阳大路🏛 图证
长安至洛阳的驿道为全国路网主轴,东出潼关,经华阴、陕州,穿崤函险道,过石壕、渑池、新安而达洛阳,全程八百五十里,三十里一驿,馆驿二十余所。政令、贡赋、官员、商旅皆取此途,崤山南北复线视水时令选用。
褒斜、傥骆、子午,翻秦岭的三条路🏛 图证
秦岭横绝关汉,唐代除故道外有褒斜、傥骆、子午三道,皆以栈道穿山。褒斜沿褒斜二水谷,傥骆最近最险,子午正对长安;《通典》载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九百三十三里。栈道崖壁凿孔架梁,唐代屡修,子午有荔枝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