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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元朝亡了,新字就没人用了
1368年元朝退出大都,退回漠北。八思巴字也跟着停了。它本来就是官字,官没了,字就没了靠山。回鹘式的老字反倒活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八思巴字今天只剩印章、碑刻、牌符、钱币和一本韵书。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填词要按谱,多一个字也不行🏛 图证
谱上写着这个牌子几句、每句几字、哪个字可平可仄。宋人手里的谱是曲谱,靠耳朵判断对错,会填词的人得先会唱。明朝唱法失传,张綖才把平仄抽出来做成表,门槛一降,填词的人多起来,可填出来的东西读着顺、唱着未必顺。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宋人唱的谱子今天只剩几个符号🏛 图证
姜夔十七首自度曲旁边注着谱,用的是俗字谱,一个符号管一个音。这套符号明清就没人认得,一直到音乐学家杨荫浏拿《事林广记》里的管色指法对照才解开。俗字谱记的是指法,乐器换了就读不出来,所以它死了,工尺谱活下来。
宋人的词集多叫乐府不叫词🏛 图证
宋人词集多数不叫词。柳永的叫《乐章集》,苏轼的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叫《稼轩长短句》,姜夔的叫《白石道人歌曲》,黄庭坚的叫《山谷琴趣外篇》。叫乐府往汉魏比,叫长短句说句式,叫琴趣往雅里靠。单叫词是元明以后的事。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