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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编的鼓词只在京城唱
子弟书是乾隆年间八旗子弟编的鼓词,只唱不白,不用锣鼓,唱词雅,一段几十句。分东城调、西城调两派,唱的多是《红楼梦》《长生殿》的段子。清末衰落,可它的唱腔进了京韵大鼓,也进了东北大鼓。八旗子弟编的鼓词,只在京城唱。
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一辈子没做官,靠写字刻印吃饭。他把隶书的笔法用到篆书上,写出来的篆书有粗细有转折。包世臣说他的篆书是清代第一,曹文埴把他带到北京,刘墉看了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茶馆里搭个台子,就唱戏
清代北京的戏园子多半是茶馆改的,叫茶园。楼下摆方桌,客人喝茶吃点心看戏,台子在一头。道光以后,戏园越开越多,广和楼、广德楼、三庆园,一场戏从中午唱到天黑,中间不歇,客人来来去去。茶馆里搭个台子,就唱戏。
徽汉合流皮黄慢慢成形
道光年间徽汉合流,皮黄成形。同治、光绪年间出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又出了谭鑫培、王瑶卿。行当、板式、剧目定下来,京剧才算真正成形,从北京传到天津、上海,再传到汉口,一路往南。徽汉合流,皮黄才慢慢成形。成了才叫京剧。
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人,在河南做过小官,一辈子没考上。他写《镜花缘》,写唐敖出海游历,写君子国、女儿国、两面国,后半部写一百个才女应试。书写了二十年,道光元年才刻出来,刻出来就卖得好。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两个人画的仕女,都是瘦的
改琦是松江人,回族,画仕女有名,画过《红楼梦图咏》。费丹旭是乌程人,也画仕女。两个人画的女子都是瓜子脸、细眉、小口,衣裳线条软,背景简单。后人叫他们改费,也叫改费一派,管了晚清几十年。两个人画的仕女,都是瘦的。
两个人站着说话,就能逗人笑
相声在道光年间成形,最早叫象声、隔壁象声,一个人躲在幕后学口技。后来分成单口、对口、群口,用折扇、醒木、手绢。同光年间出了朱绍文,人称穷不怕,是天桥的祖师爷,收了几个徒弟。两个人站着说话,就能逗人笑。一张嘴就够。
广州画工画给外国人看的画
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商人聚在十三行。广州的画工画外销画,画市井、画刑罚、画花鸟、画茶叶丝绸怎么做,卖给洋人带回国。画法混了西洋透视,价钱便宜,一套几十张到几百张,洋人买回去贴在家里。广州的画工,画给外国人看的画。
四座楼里藏着天下的旧书
清代藏书,乾嘉时有四大家: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道光以后,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又称四大藏书楼。四座楼里,藏着天下的旧书。
宫里有间屋子,专门修钟
康熙年间,宫里的自鸣钟多了,就有了修钟的作坊。乾隆时叫做钟处,几十个匠人,修钟也做钟。广州做的叫广钟,苏州做的叫苏钟,一个热闹一个素净。钟表是当时最复杂的机器,齿轮咬齿轮,差一点都不走。宫里设做钟处,几十个匠人分着干,修钟做钟做齿轮。
桑基鱼塘,是拿泥换鱼
珠江三角洲的低洼地,水多,种不了稻。当地人挖塘养鱼,挖出来的泥堆在塘边成基,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喂鱼,鱼粪沉到塘底变成泥。一圈转下来,什么也不浪费,还越转越肥,转了两百年。挖塘养鱼,泥堆成基种桑,桑喂蚕,蚕沙喂鱼,泥再上基。
一块玻璃能套好几层颜色
套料是玻璃的一种做法:先吹一个底色的胎,再在外面套一层别的颜色,然后雕。雕的时候把外层刻掉一部分,露出底层的颜色,就成了花纹。乾隆年间做得最精,鼻烟壶最常见,也最小巧,一件不过拇指大。两层玻璃套在一起,刻掉面层露出底色,花纹就出来了。
石头上也能印书,字还清楚
道光年间,石印术从澳门传进来。办法是拿一种细石版,用油性的墨把字写在上面,再用水润湿,油墨只沾字,不沾水,一压就印出来了。石印能印小字,能印图,比雕版快得多,也便宜得多。油水不相容,石版沾油墨就印,缩印让书便宜了。
云南的铜越来越难炼
乾隆年间云南一年出铜一千多万斤,到道光年间只剩几百万斤。浅处的矿挖空了,深井成本高,木炭也不够烧。铜少了,钱就铸不出来,银价涨、钱价跌,整个国家的钱都乱了,乱了半个世纪。浅矿挖完往深里挖,炭贵路远,成本超过官价。
台湾的糖是拿牛拉的磨榨的
台湾出糖,蔗田一片一片。甘蔗砍下来,送进糖廍,用牛拉着石磨转,把汁榨出来,熬成糖。糖廍是季节性的作坊,一年只开几个月。台湾的糖卖到大陆、卖到日本,是清代台湾最大的一宗出口。石辊牛拉榨汁,几口锅一路熬过去,凝成红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