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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角从前是男人扮
明代职业戏班多是男班,旦角由男孩扮,从小选、从小教,学妇人走路说话。家班里有女乐,也有全女班。清雍正年间禁了女戏,男旦反而更盛,一直盛到清末民初,旦角还是男的。观众计较的不是像不像。女角从前是男人扮的。
一个人的集子怎么刻的
明人文集多,刻得起的少。刻一部集子要几十两银,寒士出不起,只能靠门生、同乡、后辈凑钱。编、删、序、校、写样、上板,一步都不能省,哪一步松了,刻出来就丢人,还得被人笑一辈子。一个人的集子,是怎么凑钱刻出来的。刻一部要几十两银子。
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明代画画的分两拨,一拨是画工,一拨是文人。画工接活收钱,名字不写;文人画画是余事,送人不卖。两拨人用的笔一样,纸也一样,可地位差得远。这个差别不在手上,在人上,画工一辈子也翻不过去。画画的人,多半是文人。
吴门那几个人怎么画
苏州成化到嘉靖年间出了四个人,沈周厚、文徵明细、唐寅俏、仇英工。四个人路子不同,可都在苏州,都靠这一城的钱养着。吴门一派到文徵明手上成气候,他活到九十,学生满江南,画价一直不落。吴门那几个人,路子不同都在苏州。
董其昌把画分了南北
董其昌借禅宗的南北,把画分成两路:南宗王维一路是文人,北宗李思训一路是画工。南高北低,一套话压下来,画史重排。这套说法不算严密,可它替文人说了想听的话,一管就是三百年,改都改不动。董其昌把画分成了南北两宗。
印章从凭信变成玩物
印章本是凭信,盖在公文契约上。明代多出一种印,盖在书画上,不证明什么,只表明是谁。文彭用石头刻印,刻出笔意,篆刻成了学问。闲章刻一句话,等于替自己说一句平时不好说的话,也不署名。印章从凭信,变成了书房里的玩物。
神乐观乐舞生最多两千多人
明代宫廷音乐分三处:神乐观管祭祀,乐舞生是道士,有家有田,最多两千多人;教坊司管宴飨,乐户是贱籍;钟鼓司管内廷演戏,是太监。三套乐互不串门,奏了几百年,规矩比声音多,人比乐多。神乐观的乐舞生,最多两千多人。
弹词一个人抱着唱
弹词是江南的说唱,一个人抱琵琶或三弦,自弹自唱,七字句夹说白。明代多在城镇茶园书场,也进大户内宅。杨慎写过《二十一史弹词》,是案头之作。艺人地位不高,可肚子里有书,一张嘴能说一台戏。弹词是一个人抱着琵琶唱。
园子主人最讲面子
园子造好了要取名、题匾、写对联、请人作记。名字要雅,匾要名人写,记要请有身份的人作。商人造园不能太张扬,官宦人家可以立牌坊。面子不在园子大小,在谁来题、谁来写、谁肯来坐。园子主人最讲面子,名字匾额都要名人。
刻工的名字很少留下
书上写作者、写评点的人、写书坊,不写刻工。刻工是匠人,不算文人。偶尔有刻工在版心下方刻一个姓,或者刻一个记号。徽州黄家例外,几代人的名字都留下了。名字留不留,看身份不看手艺。刻工的名字,很少留在书上。
藏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
明代藏书家多,读书的人少。书买回来插在架上,几十年不动。藏书是为了子孙、为了名声、为了备着。宁波范钦的天一阁最狠,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女子不得登楼。书在楼上,人在楼下,一隔几代。藏书的人比读书的人多,书插在架上。
明朝人跳舞跳得少
明代没有「跳舞娱乐」这一层。宫里只有祭祀用的文舞武舞,舞生编籍,跳错要罚。民间有秧歌、龙灯、狮舞,是几十人的群体热闹,不为好看。要看身段,去戏里看,舞已经化在戏里,不单独成舞了。明朝人跳舞跳得少,舞化在戏里了。
文人靠卖画吃饭的不多
士农工商,画画是工,卖画就把自己从士挪到工里。所以明人卖画要绕:托朋友、托画商、托和尚,钱不经自己的手。钱一过自己的手,画就变了性质。唐寅仇英不在乎,董其昌只送不卖,徐渭卖不出去。文人靠卖画吃饭的,其实不多。
徐光启写了一本农书
《农政全书》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徐光启写了几十年,死时没写完,死后六年由陈子龙整理刻印。书分十二目,荒政占很大一块,还收了《泰西水法》,最看重番薯。他写的是农政不是农艺,关心的是人怎么不饿死。徐光启是上海人,官做到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