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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洗衣裳的女人蹲在河边
洗衣妇是替别人洗衣服的女人:抱着一个大包,走到河边、井边、水龙头边,用搓板搓、用棒槌捶、用皂角揉、用洋碱洗;洗完拧干、晾起、熨平、叠好,再送回去。一件几分钱,一天几十件。手泡白了,冬天裂口子,还得洗,洗不完。
袖口套一截布护住衣裳
袖套是套在袖子外头的一截布筒,两头收口,护住袖口。账房先生、店员、女工、写字的人,都用它:袖口最容易磨、最容易脏,套一截布,脏了洗布,不洗衣裳。看一个人戴不戴袖套,就知道他有多少活。布脏了,人还干净。一截布,省一件衣裳。
口袋里那块方布擦手也擦汗
手帕是一块方布,一尺见方,卷边、绣花、印格子。擦汗、擦嘴、掩口、包东西、垫凳子、系在手上做记号。男人用白的,女人用花的;男人塞在裤袋里,女人捏在手上。有人说,一块手帕能看出一件事:这人讲不讲究,看他的帕子干不干净。
下雨天在皮鞋外头套一双胶鞋
套鞋是橡胶做的,没有鞋帮,只有一个壳:下雨天套在皮鞋、布鞋外头,进门脱下来,里头的鞋还是干的。黑的、棕的,短筒、长筒,前面开口,用扣子扣上。有人说,套鞋是穷人的雨鞋,也是讲究人的雨鞋:鞋不脏,人才像样。鞋干净,人挺。
人力车从日本传到上海
人力车两个大轮、一个座斗、两根车把,一个人在前面拉。这东西是日本人发明的,一八七〇年代在东京街上跑,所以中国人叫它东洋车。上海第一辆是一八七四年从日本运来的,起初只给洋人坐;后来包车、租车、野鸡车满街都是。
滇越铁路的人字桥
滇越铁路从昆明到越南海防,八百多公里,一九〇三年开工,一九一〇年通车,修它的是法国人。最险的一段是人字桥:两座山之间一条深谷,谷宽六七十米,谷深一百多米,钢梁从两头斜伸出去中间接上,像一个人字。修这条路死的中国劳工,从几千到上万。
马车行里等着雇车的人
车夫坐在车辕上等,有人来雇车就跳下来放下踏板,扶着客人上车,再把毯子盖在客人腿上。城里走一趟几毛钱,出城一块多,讲价钱讲的是去哪儿、几个人、走哪条路。一天等不来几趟生意,马也闲着。
大龙邮票一张值多少钱
一套三枚,一分、三分、五分,当年买只要九分银,不到一钱,能买几斤猪肉。现在品相好的一套能卖几十万。贵的原因不是纸贵,是当年邮票拿来就用,用完就扔,留下来的太少。留下来的少,价钱就高。
电报局里按电键的人
键是铜的,按下去电路通,抬起来电路断,通一下是一个点,通久一点是一划。老电报生不用看纸,光听嗒嗒声就知道是什么字,一边听一边写。手指头动得快,一分钟能按几十下。学三个月才能上机。
公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公路在城外,走的是汽车,一跑几十里、几百里,路面比马路宽,坡度比马路缓。中国第一条按标准修的公路是长沙到湘潭,一九一三年动工,修了八年,五十公里。修得慢,因为钱不够,路面宽了,车才敢跑快。
长途汽车一天只开一趟
车是卡车改的,车厢上加一个帆布棚,两边开窗,窗上没有玻璃。座位是木头条凳,坐十几个人,行李捆在车顶。凑不够人就不开,等,等到够了才走。车一天只开一趟,路上颠一天,到站一身土。
修公路要按户摊工
省里给县里下指标,县里给区里下,村里按户摊,一家出一个工,出不了人的出钱,钱叫代工钱。征工的日子定在农闲,冬天最多,一来十几天,回来田里就荒了。工钱一天几毛,或者管两顿饭,饭是糙米饭,菜是咸菜。
杭州笕桥的厂里组装飞机
民国二十三年,杭州笕桥机场北面盖起一座厂,和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合办,名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厂里分五个车间,从焊机身到装机翼,最后推到跑道上试飞。三年出了二百三十五架,平均四天一架。厂里的学徒一个月二十四块,比普通职员还高。
天坛最后一次祭天
民国三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凌晨三点出门,装甲汽车开到南门,换轿车,再换竹椅轿。他穿十二章大礼服、戴平天冠,登坛鞠躬四次,文武百官跟着鞠躬。祝板上把子臣两个字改成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是天坛最后一次祭天。
握手这一条没有写进礼制
民国元年的《礼制》七条里没有握手。起草的人想到了,不敢写。男人和女人一伸手就是肌肤相接,晚辈和长辈一伸手就是平起平坐。政府只在说明里留了一句:社会愿行握手礼之处,悉听其便。到三十年代,握手反倒成了最常见的相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