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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城县把两百五十三所庙列进了征用单
民国七年,安徽蒙城县要筹教育经费,把主意打到庙上。县公署援引《管理寺庙条例》,定了三条:有庙无僧的全征,有僧不通经典的全征,僧通经典的征大部分。再加上一条,一个和尚兼两座庙的住持,就算没住持。全县二百五十三所庙,都在单子上。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庙里一年收入五万元的拿一半出来办公益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内政部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把征收标准大幅提高:年收益五万元以上的寺院,拿一半出来。浙江一个省转下来,新昌县十一月成立委员会,主任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担任,办公地址就设在县政府里。
庙产保管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和尚不许过半
民国十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把庙产的处置权从住持手里拿了出来:有僧道住持的庙,由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庙里僧道各派若干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僧道不得超过半数。庙产怎么处分,由委员会公议。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一座庙里供着佛,也供着关公和土地
登记表的法物一栏,本来是给官府看的清单。填出来一看,文昌庙里坐着观音,佛寺里供着关圣、灵官、财神、龙王、娘娘。庙叫什么名字跟庙里供什么常对不上。香客挑的是灵不灵,不问这尊神属哪一教。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日本人进城第二年,庙还是照旧登记
1938 年 9 月,伪北平市社会局登记庙宇一千零六十一处,僧庙五百一十六,民庙三百四十五。机构从第一科公益救济股换成社会风化宗教股,管的还是那几件事,每年照旧登记一次。换了旗号,表没换。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他写武侠写到图书馆买破了十四次
一九二三年,上海一本杂志上开始连载一部长篇武侠。作者笔名叫平江不肖生,湖南人,会武。他写两县乡民争一块地,请来两派剑仙助拳。书写完,图书馆买一本破一本,前后买了十四次,读到书页破烂,字迹模糊。
台上真下雨,还有真汽车从侧幕开过去
上海的新舞台一九〇八年建成,是中国第一家新式剧场,方台改成半月形镜框式,中间装转台,顶上搭木天桥撒纸屑当雪,底下挖地窖盛水演水景。后来连台本戏越演越花,大舞台把狸猫换太子改成当场变出蟠桃,天蟾舞台十六本《封神榜》连演三年。
在日本写的一首歌成了全国学堂必唱曲
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钦定学堂章程》,学堂里多了一门乐歌课。沈心工一九〇二年在日本写了《男儿第一志气高》,一九〇四年编出《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的学堂乐歌教材。李叔同另走一路,从古诗词里挑词配西洋调,最有名的一首是《送别》。
三张桌子三个人就把中国营造学社办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北平宝珠子胡同七号一间民房里摆了三张桌子、几把椅子。中国营造学社就这么成立,门口连块牌子都没挂,也没有仪式,每天上班的只有三个人。两年后梁思成和刘敦桢进来,学社才真正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