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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医药律令
《唐律疏议》以国家刑典规范医疗与药品:医生故违本方、欺诈疗病、用药针刺误不如方致人死伤,以及以毒药药人、出售毒药、出售变质肉物致人食病等,都有明确罪名与刑罚,还规定诸医违背本方须依过失杀伤论处,开了医事立法的先河。
香药入华与外来胡药
随着陆上丝路与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胡椒、阿魏、安息香、苏合香、没药、血竭、诃黎勒等大批域外香药在唐代源源不断输入,被纳入本草、用于合药与薰疗,波斯、粟特胡商多营其利,丰富了中国药物学,也使香药成为唐与海外贸易的大宗。
李珣《海药本草》
唐末五代前蜀时,祖籍波斯、世营香药的李珣撰成《海药本草》六卷,专门收录从海外和西域传入的药物一百二十余种,详记其产地、形态、性味与真伪鉴别,是中国第一部以外来药为对象的本草专著;原书早佚,今有辑本传世。
唐代服石炼丹与外丹流弊🏛 图证
承魏晋余风,隋唐皇室贵族与士大夫中盛行服石炼丹,饵寒食散、炼金丹以求长生,却屡致中毒、燥渴、痈疽乃至暴亡。唐代多位帝王之死与丹药有关,医家在批判与救治中积累了矿物药和中毒辨治经验,外丹术也在客观上孕育了早期化学实践。
昝殷《经效产宝》妇产专科
唐宣宗大中年间,成都医家昝殷撰成《经效产宝》三卷,系统论述妊娠、难产、产后诸病证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其书所列急救、安胎、催生等方切于实用,后世妇产之学多奉为圭臬,原书经辑佚而流传至今。
他不只传戒律还把辨药的本事留在了奈良
盛唐律宗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双目失明而不辍,终抵日本传授戒律,也把中国医药带到奈良。他辨药、用药经验在日本被尊为医药之祖,所传方药长期影响汉方医学,日本医药界至今追思,是唐代医学向东亚传播的标志性人物。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书
敦煌藏经洞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隋唐医学写本,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残卷及大量医方、灸经、脉书。它们多为民间实用抄本,保存了古医籍旧貌和基层真实用药面貌,是研究唐代医学传承与社会的一手资料。
道地药材与州县土贡
唐代以各地所产药物列入州县土贡,《新修本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详记各地所出佳药,如蜀椒、秦归、潞参、阿魏等,初步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观念与采集、上贡制度,既保障了官方和太医署用药,也为后世道地药材学说奠定基础。
两位公主进藏带的不是嫁妆,是什么
文成、金城两位公主先后入藏,带去医书、药物与医工,汉地医学与藏地本有经验及印度、波斯医学在吐蕃汇流,译出《月王药诊》等医典,后来又有藏地医家入唐、唐医入蕃,形成汉藏医学长期双向交流的格局,是多民族医药融合的典范。
隋大业灾疫与遣使巡疗
隋炀帝大业年间,水旱、征役与疫病相继,山东、河南一带尤甚,朝廷多次遣使分道巡省州县,开仓赈济、为病患给医药、收敛暴露尸骨,是古代国家在大灾大疫中组织救治与善后的较早系统记录,也为唐代医政救灾立下先例。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贞元元和间江南大疫的国家应对
安史乱后贞元、元和年间,江南、岭南屡遭水旱与疫疠,朝廷在财政拮据下仍屡下诏书,遣使宣慰、量给医药、减免赋役、官为埋胔,地方官与士绅、寺院也参与救治,展现了唐代中后期疫病应对的机制及其局限。
《颅囟经》与儿科独立
托名黄帝、约成书于唐宋之际的《颅囟经》两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提出小儿纯阳之体、脉候未可据凭、用药宜轻等主张,专论婴幼儿受气、脉法、惊痫与诸病,推动了儿科在唐宋间发展为独立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