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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三百年前的一批案卷,是从一座墓里挖出来的
一九八七年初,湖北荆门十里铺镇王场村,考古队挖开一座战国墓葬。墓里没有多少金银,最多的是一捆一捆的竹简。这批简后来被叫作包山楚简,编号二百七十八枚,其中大部分是楚国官署当年办公用的文书。
一个案子从告到判,中间过了三个人的手
包山简里有一桩完整的案子,原告叫舒庆,死的是他哥哥。这个案子从告状到结案,中间经过了三个层级的人,还换过一次审案的官。它是这批简里唯一能看清全程的一桩,也是最乱的一桩。乱在哪儿,下面一层一层说。
砍一颗人头升一级爵,想当官给五十石
商鞅的法里有一条:砍下敌人一颗头,赐爵一级;有爵还不够,想要官的,给五十石的官。爵和官原来是两条路,一条靠血缘,一条靠人举。这条法把它们接成了一条,接口就是敌人的一颗人头。
韩非说照这条法,砍人头的人得去当医生
韩非在《定法》篇里问了一个怪问题:假如有条法规定,砍一颗头的人去当医生、当木匠,会怎么样。他的答案是房子盖不成,病人也治不好。他说的不是笑话,是在挑商鞅那条法接到官位上的毛病。
田界是一堆土,高一米,下宽半米
封是高四尺的土台,埒高一尺、下厚二尺。四尺折今九十二厘米,比一个成年人的腰还要高一点。田界不是画在地上的一条线,是堆起来的一堆土。要堆多高、堆多厚、一年修几回,律里都写了。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士这个字,本来是拿武器的人
士农工商四民里,士排第一。可士最早不是读书人,是武士。甲骨文里的士像一把斧钺,金文里的士像一个正面站着拿武器的人。士变成读书人,是春秋末到战国的事,中间隔了好几百年。这个字的意思,前后换过两次。
被灭掉的两个国,成了楚国一支兵
楚文王灭申灭息,没把地封给贵族,改成设县。县公由楚王任命,县里的兵归楚王调。申息之师后来成了楚军里最能打的一支。亡国的人替灭他的国打仗,这是楚国的办法,也是楚国兵多的原因。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车要跑得开,战场得先挑平的
车不是哪儿都能用。《司马法》把地形分成两类,险地说人为主,平地车为主。所以春秋那些有名的大仗,地点挑来挑去总在几条大河边上的平原。车走不了的地方,仗就打不起来。一句话,就是一条选战场的规矩。
毁车那年,别人为什么不跟着毁
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国魏舒在山地把战车砸了,改步兵,赢了。可之后几十年,各国照样用车。一个能赢的特例,为什么没人跟着学?因为改兵种要动编制、动赏格、动身份,这几样不动,仗赢了也学不来。
最前面三排人手里多半拿的是弩
秦始皇陵一号坑东端,最前面站着三排人,每排六十多个,手里多半拿着弩。后面才是车和长兵器。兵器怎么排队,看的是每件兵器要多久才能再出手。这是战国末年到秦的实物,队列怎么排,陶俑替我们站着。
这座县不服寻常兵役,专练骑射
《战国策》记了一句话: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破是拆开,把一个县从原来的编制里拆出来,改成专门练骑兵的地方。大臣牛赞反对,说这是变籍弃经。籍是兵籍,经是常法。改一个县,等于改一套征兵的规矩。
中原没有牧地,所以骑兵少
马要吃草。一群马要一大片地,那片地还不能种庄稼。中原诸国地少人多,好地都种了粮,没处放马。赵国、燕国北边有大片草场,所以骑兵多。马的有无,先看脚下是什么地,再看袋里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