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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块钱跑十公里,满街都是黄面包车
黄色的小面包车,十公里十块钱,能挤七个人,椅子一翻还能装电视机和自行车。北京人叫它黄虫,也叫面的。一九九三年它占到全市出租车的一半以上。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前,两万二千辆全部清出了北京街头。
买了房,才知道自己只是业主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物业管理条例》,六月八日以国务院令第三百七十九号公布,九月一日施行。条例第一次把业主写进法规,定了业主大会、业委会、表决门槛和撤销权。
第一张身份证发给了一个唱歌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晚上,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一个大院里张灯结彩,三百八十位居民领到了新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第一个领证的是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那年三十八岁。卡片是塑封的,照片黑白,姓名和住址都是手写的。
全国家家支起锅炒面,前线才有得吃
一九五零年冬天,朝鲜前线白天不能生火,吃不上热的。十一月,周恩来把各部委和军区的人叫到北京,四十天内要做六百五十万斤炒面、五十二万斤熟肉。东北的城市家家支起锅,学校操场架起灶,昼夜炒。炒面是面粉掺豆粉加盐炒熟,战士一口炒面一口雪。
一锹一镐挖了十年,脚底下空出一座城
1969 年 10 月中旬破土,一个月里北京每天 30 万人上工地。要求每人半平方米。砖不够,拆影壁、起城墙、拿垫床腿的砖;还不够,街道垒小窑,各家在家脱坯。学校操场挖成大坑,坑里砌墙券顶。十年,北京留下两万多个洞。
左胳膊上那个疤,是这么留下的
1950 年 1 到 8 月,全国天花患者 44211 例,死 7765 人。同年 10 月政务院发秋季种痘指示,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到 1952 年,全国种痘 5 亿多人次。1961 年最后一例病人痊愈。
下午三点,天安门广场静了下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天安门广场开追悼大会。城楼中央挂着披黑纱的巨幅遗像,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站满了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王洪文宣布开会,华国锋致悼词,全程半小时。
六百万套寒衣的号召从北京发出去
一九五〇年夏,皖北、苏北、河北、河南一片水,四千万人受灾,七百万人急着要棉衣过冬。北京刚成立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联合几家团体发出号召,请全国捐六百万套寒衣。到年底收上来六百八十八万多套。
前门箭楼西侧摆起两分钱茶摊
一九七九年六月,北京大栅栏街道干部尹盛喜辞了公职,带着二十多名返城待业青年,在前门箭楼西侧搭起凉棚,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开张头一天卖了六十块零八分,合三千多碗。这个茶摊后来长成了老舍茶馆。
苍蝇拍和老鼠尾巴都要上交
一九五二年春,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撒带菌昆虫,政务院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全国按地理位置划成三类防疫区,发动群众订立卫生公约。这场运动被群众叫作爱国卫生运动,半年清走垃圾一千五百多万吨。
早晚两趟车流全是自行车
一九八〇年代,北京自行车每年增五十多万辆。一九八六年,六成市民出行靠它,东单、西单路口高峰时一小时过两万多辆。马路两边划出专用道,红灯一亮,几百辆车齐刷刷停在白线后。这一年也是自行车王国最顶峰的一年。
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一份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一共十二条。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登出。其中一条写明: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
每年从工商利润里提百分之五修马路
一九七八年三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定下一条硬办法:从一九七九年起,省会城市和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里提百分之五,专门用来维护和建设城市。
三分钱一根的冰棍,用棉被捂着卖
一九七二年夏天的街口,多了一种白漆木箱。箱里垫着旧棉被,棉被里裹着冰棍。白糖的三分,赤豆的四分,奶油和巧克力的五分。孩子攥着两分钱站在箱前,等它化一点再降一分。这样的箱子在城里摆了十几年,后来忽然就没了。
买一辆自行车要攒一年还得有张票
一九六二年三月,国务院批准自行车在上海实行高价政策。此后二十多年,买凤凰、永久、飞鸽这三个牌子都要凭票。一张票有时候比车还难弄,没票想买,得多掏三四倍的钱,还得半夜去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