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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升到顶,然后降了一半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公告,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十九日十四时二十八分起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设全国哀悼日。
二〇〇二年一家日本服装店在上海开门
2002 年 9 月,优衣库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门店在上海开业。那时中国刚入世不到一年,纺织品关税还很高。这家店卖不标榜款式的基本款,颜色多、尺码全、价格低,货架自己翻。十几年后,中国成了它最大的海外市场。店开在南京西路的商场里,面积不大,衣服按颜色排成一墙。
非典那年,饭桌上多了一双公筷
2003 年 5 月,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饭店协会相隔七天先后发布餐饮业分餐制规范,一个定服务,一个定设施,还申请把它变成强制性国家标准。北京的婚宴上推不动,疫情一过,多数餐馆又摆回了大盘子。规范里写得很细:公筷要比私筷长一点、颜色不同,上菜时配分餐勺。
肩章摘下来那天全军都戴上了红五星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同日换发 65 式军服。全军一律戴解放帽,帽上一颗全红五角星,领上两块全红领章。干部四个兜,战士两个兜,走在街上只能从口袋分出兵和官。
二十九个国家里他穿了一身中山装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抵雅加达,参加有二十九个国家到场的亚非会议。他穿的是一身浅灰色中山装。七天的会开下来,这套衣服成了新中国在国际场合最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
回来探亲的人指名要做旗袍,店里没人会做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回来探亲的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多起来,不少女客指名要到南京西路的鸿翔做一件旗袍。这家店一九三七年就停了旗袍生意,改做女式大衣,四十多年过去,师傅和手艺都散了。店方只能把客人往外介绍。
一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那年春节的副食本
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北京的粮店门口天不亮就有人站队。手里拎面口袋,胳膊底下夹一个巴掌大的硬纸本,买什么都要在本上划一道。花生一人半斤,瓜子一人三两,富强粉一人二斤。本子划满了,这一年也就过完了。
七十响礼炮之后,天上有近两百架飞机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上午十时,天安门广场。五十六门新式礼炮摆在正阳门北广场两侧,每侧二十八门,二十八门同时鸣放算一响,一共七十响。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抗战胜利为主题阅兵,也是第一次有外国军队方队参加。
一个兵身上背的东西,轻了百分之十几
一九七八年,七十八式军服定型,一九七九年开始装备,一九八三年全军换完。这一版多出二十一个品种,寒区单兵负荷减了百分之十五点六,热区减了百分之十九点二,被服表头一回按气候分开写。
上海人用零头布做出节约领
七十年代布票不够用,上海人拿做衣服剩下的零头布,做出只有领子和上半截的节约领,也叫假领子、经济领。穿在外衣里面,露出的领子跟真衬衫一样挺括,省布又省票。这股风气从上海传遍全国。
一件军大衣,一家人轮着穿
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军大衣从军官的行头变成人人能穿的军便服。军绿、深蓝、浅棕三种颜色,配一顶雷锋帽,成了此后十几年中国冬天的标准形象。一件能穿十几年,夜里还能压在被子上。
月票要贴照片,还要介绍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起,北京的公交月票改成卡片贴乘车券,底板一年换一张,票花一月换一张,一块板儿能陪人一整年。买月票要单位开介绍信,贴上照片只限本人用。学生两块、职工三块五,月底换购点排长队。
背个绿包上学走路都挺着腰
军绿色帆布挎包本来是部队装雨衣针线的物件,一九六五年随六五式军装换了颜色。文革起来,军装成了最时髦的衣服,军挎从营房流到街上,学生背着上学,抢包的事也出过。后来仿制品铺满市场,这包一背就是二十年。
彩电冰箱洗衣机挤掉了手表自行车
一九八八年,城镇每百户有电视机四十四台、电冰箱二十八台、洗衣机七十三台。往前推九年,人们争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样东西换了一遍名字,一个家庭的积蓄也跟着换了方向,柜台上的颜色都变了。
五十六个民族的代表,坐进同一个会场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北京开了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五十六个民族的三百五十多名代表到场。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差距,沿海跑得快,民族地区跟不上,这个账要还。摆出来的是账,不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