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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军五等,越走越远
充军是把犯人送到边远卫所当兵。分五等:附近、边卫、边远、极边、烟瘴,一等地比一地远,最远四千里。判了充军的人要在脸上刺字,一路押着走,走到卫所编入军籍,子孙也跟着当兵。到了卫所,一辈子就交出去了。分五等:附近、边卫、边远、极边、烟瘴。
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排着九个镇
明朝的北边,从东往西排着九个镇,合起来叫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镇不是一次设的,一段一段添,添到嘉靖年间才凑齐。每个镇面对的人、脚下的地都不一样。九个镇是九副担子,挑得动才叫边。
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
喇嘛教从西藏传到蒙古。传的人是俺答,他请了西藏的高僧来。传开以后,蒙古的庙多了,出家的人多了。所以喇嘛教改变了蒙古。改变的不只是信仰,还有人口。人口一少,兵就少。兵少了,草原就静了。俺答请三世达赖到青海,黄教接了萨满的壳,庙叫召。
索伦达斡尔编成布特哈八旗
索伦是鄂温克的旧称,达斡尔、鄂伦春也常被合称索伦部。清初把他们编成布特哈八旗,布特哈是满语打牲的意思。这些人不种地,专门打猎交贡,也专门当兵。他们的兵最能打,被调去打准噶尔、打缅甸、打廓尔喀。布特哈是满语打牲,旗丁按丁交貂皮,一年一次。
柳条边禁的是私自出入
柳条边是壕沟加柳条,不是墙。从山海关一直修到吉林,设二十座边门。禁的不是人住,是私自出入,护的是人参貂皮和龙兴之地。禁令执行得并不严,灾年流民照样闯过去。这道边后来只剩地名。柳条边是壕沟插柳编成篱,禁的是私自出入不是禁人住。
苗族的议榔与鼓社
苗族没有土司,寨子里的事靠议榔。议榔是杀牛盟誓,议定了就是榔规。鼓社是以木鼓为标志的宗族,鼓社节要祭祖。这两套东西,撑起了苗族自己的秩序。官府进来以后,这两套还在,只是不敢明着办。苗族议榔杀牛喝血酒,鼓社以木鼓为标志,理老只讲道理。
满文造出来以后又慢慢没人用
满文是借蒙古字母造的,前后改过两回。老满文没有圈点,一个字能读出好几种意思;达海加了圈点,才勉强够用。清朝把它推了两百多年,到了晚清,连旗人自己都不太会写了。到民国,认识满文的人不到几百个。老满文借蒙古字母,天聪六年达海加圈点成新满文。
苗族古歌为什么只能靠嘴传
苗族有语言,没有通行的文字。历史、规矩、迁徙路线,全在古歌里,一代一代口传。清朝的官文书里,苗人是不识字的;苗人自己的账,记在歌里和衣服的花纹上。这两样东西,都带不进考场,也带不进衙门。苗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靠古歌,绣片花纹记迁徙路线。
康熙字典和那几部多体文词典
清朝编过一批大字典和词典,康熙字典收汉字,五体清文鉴收满蒙汉藏维五种话,西域同文志专门对地名和人名。这些书不是给读书人消遣的,是给衙门办事用的。书编得好不好,看的是办事的时候查得到查不到。康熙字典收四万七千余字,五体清文鉴排满蒙汉藏维五种文字。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
两句话说的是两场迁徙,隔了两百多年。明初把江西的人往湖南、湖北迁,清初把湖广的人往四川迁。方向都是往西,原因都是地多人少。麻城孝感乡成了四川移民的共同祖籍,一半是真,一半是攀附。明初江西填湖广插草为标,清初湖广填四川招民给地给牛。
下南洋的几代华工
闽粤沿海的人下南洋,从宋元就开始了。最早是商人,后来是苦力。清末开矿、开园、修铁路要人,招工的人到乡下签契约,先给安家费。会馆和侨批把这些人跟家乡连着,一直连到今天。这条路上,钱和人一样重要。商人走季风,苦力签契约叫猪仔,兰芳公司罗芳伯在坤甸。
军屯留下来的那些屯堡人
明朝的兵平时种地,战时出征,叫军屯。征云南的大军过后留下屯守,沿驿道设卫所,一屯一屯排开。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人就是这批人的后代,住石头房子,说明代官话的底子,正月里戴面具演地戏。卫所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贵州安顺屯堡人,地戏戴木面具。
降水怎么改写了一条河的命运
一条河的大小,看的是流域里下多少雨。雨多河就宽,雨少河就瘦,瘦到最后断流。明清两代北方的河普遍在瘦,水期越来越短,枯水越来越长,沿岸的田、漕运、湖淀全都跟着变。河一瘦,日子就得重新安排。雨多河就宽,雨少河就瘦,瘦到断流。
黄河改道这件事有多频繁
黄河下游的河道,历史上改过很多次。有名的说法是六次大徙,实际的小改道几十次,几乎每一代人都见过一次河换路。改一次,一县的田、路、县城、盐场全都要重排一遍。重排一遍,就是几十年的功夫。六次大徙,小改道几十次,代代都见。
废河道留下的那道沙岗
河一走,老河道就废了,废河里没水,只剩下沙。风一吹,沙就起来,堆成一道一道的岗。沙岗上不长庄稼,也挡路,可它管着两县的地界,管着几百年争下来的结果。这道岗不起眼,可它比界碑管用。河走了,沙留下,地薄了,路也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