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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是从旱地里出来的
老话说旱极而蝗。旱了,湖滩河滩露出来,蝗虫就在干地上产卵。所以治蝗要先看旱。宋人知道这个道理,可知道了也挡不住,只能等它出来再扑,扑晚了就没用。扑要趁它还不会飞,飞起来就只能看着。
一年涝一年旱地就废了
地不怕旱,也不怕涝。怕的是两个轮着来。今年水泡,明年晒裂,土就板了,盐就上来了。种三年不长东西,人就走了。走了的地叫逃田,逃走的人叫流民。旱涝交替比一次大灾更狠,它不杀人,它赶人。
江心的沙洲慢慢连上了岸
江里带沙。沙走到海口,水流一慢,就沉下来。沉一年是一点,沉一百年是一片。先露出一个沙洲,再长出芦苇,再有人上去种地。几百年后,沙洲连上了岸,就成了新的县,新的田,新的路。
黄河一夜之间从河北搬到淮河
建炎二年,为了挡金兵,有人在滑州把黄河堤挖开。水往南走,走泗水,进淮河,从淮河入海。这一走就是七百年。黄河从此不在河北,在淮河边上。挖堤的人是想挡兵,没想到改了一条大河的道。
地变了人的活法就得跟着变
宋元三百年,地变了不少。黄河搬了家,海岸往东走了几十里,太湖围出了田,山上的树砍光了,野象退到了广西。这些不是背景。地一变,人的活法就得变。变不了的就走,走不了的就改,改不了的就等。
明堂与辟雍,是不是一处地方?汉儒说是一处两名,清儒说是两处,争到今天没定。明堂是布政、朝诸侯、祭祖的地方;辟雍是养老、教胄子、习射的地方。两件事不一样,可都要求一块大地方、一圈水、一座高台。
刻歪了的那块骨头
殷墟出过「习刻」甲骨:刻得歪、重复刻同一个字、刻错了划掉,是学刻字的练习片。这是「有人在学校字」最硬的实物证据。西周教字靠范本——青铜器铭文就是范本。「六书」这套名目是汉代人的。
算田、算赋、算日子
卜辞里有数字,也有历日计算;金文里记赏赐要记「田十田」「贝若干」,都要算。学数的用处是治民:分田、算赋、定历。「九数」的名目是《九章算术》的篇名,汉人的,不是夏商周的课本。
父亲记,儿子接着记
作册是西周史官,金文里常见「作册某」。这行手艺靠世袭:父亲记,儿子接着记。记事有定式——谁做了什么、按什么次序、用哪个字,都要守。这套手艺走到极致是《春秋》的「属辞比事」。
看不出有专门的乐官
西周金文里作钟的人多是自己:「作大林钟,用享」。看不出有专门的乐官系统。《周礼·春官》那套大司乐、大胥、小胥、大师、小师,是战国人排的一张表。乐官见于记载要到春秋,像伶州鸠。
官靠册命,不靠推举
西周的官靠册命:王命某人为某官,金文里一篇一篇册命辞写得很清楚。「乡举里选」是《周礼》的设计: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行道艺,把贤者能者报上去。铭文里看不到这道程序,只有册命。
金文里世官写得很清楚:师嫠簋说「司乃祖旧官」,番生簋、毛公鼎也记祖、考做过什么官,王命我接着做。官是世职,学就是世业:父亲的手艺,儿子接着做。「上品无寒门」是魏晋的话,可这个格局夏商周就有。
典籍在官:作册掌文书。礼器在官:青铜器是官器,铸一件要合族之力。乐工在官:编钟挂在宗庙。师在官:师氏就是官。民无书、无器、无师。「学在官府」这四个字不是当时的话,是后人的概括。
《史记·历书》说「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懂历算的人散了,有的去了诸侯国,有的去了边地。典籍从王官流到诸侯、流到士。乐工也散了:「大师挚适齐」。《论语》这一章,记的就是这场散。
「过庭之问」出《论语》:陈亢问伯鱼,伯鱼说「鲤趋而过庭」,父亲问他「学诗乎」「学礼乎」。这是春秋的事,可它记的是普遍情形:父亲在院子里逮住儿子问一句。夏商周的「家教」,就是这样:不设课程,逮着就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