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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有金牛看见的人一个也没有
钱唐县南边有个湖,叫明圣湖。父老说湖里有金牛,古时候有人见过,神化不测,湖名就是这么来的。郦道元把它写进《水经注》。八百年后,志书把这个名字挪到了另一个湖上。父老传的金牛没人见过,可湖名、距离、海塘都是实的。
这个国被四面的山围在中间
《魏书》说这个国居在四山中,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四面全是山,中间一条长盆。它的名字叫罽宾,罽是毛织品,这个国出的毯子就是国名。可这个名字在汉文里搬过家:汉代说它在犍陀罗,唐代说它就是迦湿弥罗。一顶帽子,戴过两个头。
他在南海一年,一样东西都没带走
梁天监初年,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里每年有高凉的生口和海舶到,外国商人拿货来换人。旧例是州郡按半价强买,转手再卖,利好几倍,历届都这么办。他叹了一句,一样没拿。任满被召回时,郡民六百人跑到京城请他留下。
四马路上一家番菜馆把刀叉摆上了桌
光绪二年,葛元煦把上海租界里的见闻写成一本《沪游杂记》。书里记到洋人的菜馆,名号有海天春、一品香几家,都开在四马路一带。当时管这种馆子叫番菜馆,管一顿饭叫吃大菜。刀叉一人一副,汤先上,菜一道一道来,跟合桌共食的老规矩两样。
一个学化工的人把日本调味粉拆开自己做
二十年代初,日本的味之素在中国卖得贵,一小瓶顶几斤肉。吴蕴初是上海学过化学的技师,他买来一包慢慢分析,认定主成分是谷氨酸钠,用面筋加盐酸水解就能得到。一九二三年他和张逸云合伙办起天厨味精厂,商标佛手,价钱压得比味之素低。
一罐红烧肉装进铁皮就能带着走
罐头的道理是密封加热杀菌。清末中国已有外资罐头厂,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现过国人自办的厂子。到二十年代末,梅林在上海办起罐头食品厂,做红烧扣肉、油焖笋、番茄沙司。铁皮全靠进口,一罐菜的成本里,马口铁占了大半。
一碗茶能坐一整天茶馆卖的是座位
茶馆的门面不讲究,几张方桌,一堆竹椅,灶上坐着几把铜壶。进门坐下,伙计先问一句喝什么。花茶、绿茶、沱茶,盖碗一端上来,续水不要钱。成都一条街上能开好几家,天不亮就有人坐进去,坐到晌午才走。
机器磨出来的面粉比石磨白
石磨磨面,驴拉磨,麦子磨碎再筛,粉里带着麸星,颜色发黄。一八七八年天津出现机器磨坊,蒸汽机带着磨辊转。一八九八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开办,是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面粉厂。机器粉细、白、干净,蒸出来的馒头比土面粉松。
霞飞路上的咖啡馆一杯咖啡坐一下午
咖啡刚进来的时候译作磕肥,只在洋行和外国旅馆里出现。二十年代以后,上海霞飞路一带开出一排俄式咖啡馆,白俄老板,铜壶,甜点。一杯咖啡的价钱能买几碗面,客人是文人、报人和机关职员,坐下来谈事、写稿、等人。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城郊养起奶牛每天早上把奶送到门口
二十年代末,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的郊外办起奶牛场,养的是荷兰种花牛。牛奶挤出来要煮沸消毒,装进玻璃瓶,用蜡纸封口,天亮前由送奶工挨户送到门口。喝奶从病人的补品变成了城里人的日常。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一锅蚝汤熬过了头熬出了蚝油
一八八八年,香山南水镇的李锦裳煮蚝,一锅汤忘了关火,熬到只剩锅底一层浓汁,尝着鲜,从此专门熬这种汁卖。蚝油从珠三角的灶台进了上海的酱园,又跟着粤菜馆走到各地。一瓶蚝油带走一个地方的味道。
卖陈皮梅起家的小摊后来开了食品厂
冼冠生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开冠生园,最初卖的是自家做的陈皮梅、果汁牛肉,摊子摆在戏院门口。后来办了厂,做糖果、饼干、罐头、月饼,包装上印商标,广告登在报纸上,零食第一次有了牌子。
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