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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船上的水手,结成了帮
运粮的船上有水手,水手是雇的,一年干几个月,干完了没活。水手结成一帮一帮,帮里有规矩、有香火、有老头子。帮不是反朝廷的,可帮里的人抱团,朝廷一动粮船,帮就散成了几千个没活的人。一条船几十人,一帮几百人,有香堂有辈分。
卡伦是设在山口的哨
卡伦是哨所。设在边境、山口、渡口,几个人到几十个人,管三件事:看人、看货、传信。卡伦不是打仗的地方,是看的地方。看见了就报,报了就有人来。卡伦有常设、有移设、有添设,一年一换。土墙木房,几个人守一个山口,看人看货。
李渔没考上靠写戏刻书活着
李渔一辈子没考上,靠写戏、带戏班、刻书卖书活着。他写的《闲情偶寄》讲怎么唱戏、怎么造园、怎么穿衣吃饭,什么都说。这书在他死后被一遍遍翻刻,讲戏曲的那几卷,到今天还被唱戏的人翻。李渔没考上,靠写戏刻书活着。
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回去
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扬州盐商送了三庆班进京。此后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合称四大徽班。他们唱二黄、唱西皮,跟北京的昆曲、秦腔混着唱,混出了后来的京剧,也混出了第一代名角。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再回去。
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
乾隆年间宫里编连台大戏,《劝善金科》《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球》,一本几十出,能连演十天。戏台是三层的大戏楼,畅音阁、清音阁,演员能从天井吊下来,也能从地井钻上去。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连台几十出。台上三层楼。
天津西边有个镇,画了四百年年画
杨柳青在天津西边,明代末年就有人刻年画。乾隆年间最盛,全镇几十家画坊,家家户户画娃娃。它用木版印线,再手工敷彩,叫半印半画。画一张要过十几道手,最贵的要裱起来卖,一张顶别人半年工钱。天津西边有个镇,画了四百年年画。
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一辈子没做官,靠写字刻印吃饭。他把隶书的笔法用到篆书上,写出来的篆书有粗细有转折。包世臣说他的篆书是清代第一,曹文埴把他带到北京,刘墉看了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广州画工画给外国人看的画
乾隆二十二年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商人聚在十三行。广州的画工画外销画,画市井、画刑罚、画花鸟、画茶叶丝绸怎么做,卖给洋人带回国。画法混了西洋透视,价钱便宜,一套几十张到几百张,洋人买回去贴在家里。广州的画工,画给外国人看的画。
煤窑里要往外抽水送风
煤窑越挖越深,就有两件事:一是出水,二是没风。水要往外抽,风要往里送。清代的办法是用木制的水车抽水,用风箱或者自然通风的井口换气。煤窑的命,系在这两样上,少一样就停,停一天就赔一天。挖深了先抽水,再通风,还要防瓦斯、防塌方。
漕粮改走海路,走了一回又停了
道光六年,运河淤了,漕粮运不到北京。朝廷试了一回海运:从上海装船,走海路到天津。一千六百多艘船,运了一百六十多万石,一次成功。可第二年,又改回运河,理由是不放心,怕船出了海就管不住。黄河淤运河,道光六年试海运,一千六百艘沙船北上。
云南的铜越来越难炼
乾隆年间云南一年出铜一千多万斤,到道光年间只剩几百万斤。浅处的矿挖空了,深井成本高,木炭也不够烧。铜少了,钱就铸不出来,银价涨、钱价跌,整个国家的钱都乱了,乱了半个世纪。浅矿挖完往深里挖,炭贵路远,成本超过官价。
徐大椿说学医要溯源
徐大椿是江苏吴江人,学问杂,懂医、懂水利、懂音律。乾隆二十二年,他写成《医学源流论》,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他说学医要从《内经》《伤寒》读起,不能只背方子,得知道为什么。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不能只背方子。
走方郎中的方子也有人收
走方郎中背个药箱,摇个铃,走村串巷,一天走几十里。他们的方子便宜、管用,可从不写下来。乾隆二十四年,赵学敏把收集到的走方医方编成《串雅》,内编、外编各四卷,让这些方子第一次进了书。一天走几十里,方子便宜管用。
洋人在广州,开了个眼科医局
道光十五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了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头一年看了两千多人,多数是眼病。他不收钱,只要求病人听他讲几句教。这间医局后来成了博济医院。头一年看了两千多人,多数是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