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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回去
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扬州盐商送了三庆班进京。此后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合称四大徽班。他们唱二黄、唱西皮,跟北京的昆曲、秦腔混着唱,混出了后来的京剧,也混出了第一代名角。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再回去。
苏州城北的年画卖到了日本
桃花坞在苏州城北,明代是唐寅住过的地方。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这里刻年画,一张一张印,销到江苏、浙江,也销到日本长崎。日本叫它姑苏版,浮世绘的透视和配色都受过它的影响,这事日本人自己研究得比中国人早。
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
核雕是用桃核、橄榄核刻东西。明代魏学洢写过《核舟记》,说王叔远刻的桃核上有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清代核雕更细,苏州、潍坊、广州都有名手,一串手串能刻十八罗汉。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
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
清代学者整理金石,把碑刻拓下来研究。阮元写《南北书派论》,包世臣写《艺舟双楫》,说学书法要从篆隶入手,要学碑,不要学帖,因为碑是刻的。这条路在嘉庆以后成了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一看路就宽了。
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一辈子没做官,靠写字刻印吃饭。他把隶书的笔法用到篆书上,写出来的篆书有粗细有转折。包世臣说他的篆书是清代第一,曹文埴把他带到北京,刘墉看了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茶馆里搭个台子,就唱戏
清代北京的戏园子多半是茶馆改的,叫茶园。楼下摆方桌,客人喝茶吃点心看戏,台子在一头。道光以后,戏园越开越多,广和楼、广德楼、三庆园,一场戏从中午唱到天黑,中间不歇,客人来来去去。茶馆里搭个台子,就唱戏。
两个人站着说话,就能逗人笑
相声在道光年间成形,最早叫象声、隔壁象声,一个人躲在幕后学口技。后来分成单口、对口、群口,用折扇、醒木、手绢。同光年间出了朱绍文,人称穷不怕,是天桥的祖师爷,收了几个徒弟。两个人站着说话,就能逗人笑。一张嘴就够。
造炮先得把模子做准
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朝廷急着要炮。南怀仁在宫里开炉,八年铸了五百多门。铸炮先做泥模,模子的内膛要跟炮口一样圆,差一分,炮弹就飞不准。这门手艺,一半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一半是中国匠人自己摸出来的。
烧玻璃要用石英和碱
玻璃是拿石英砂和碱烧出来的,烧到一千四百度,化成水,再吹、再压、再磨。中国古法做的是铅玻璃,脆、发乌。康熙年间宫里开了玻璃厂,请洋人教,才做出透亮的钠钙玻璃,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窗玻璃。中国玻璃一直停在小玩意,康熙设玻璃厂才开始做平板玻璃。
铜胎上掐丝,再填彩烧
景泰蓝的学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拿铜打成胎,用细铜丝掐出花纹粘上去,填上各色釉料,入炉烧。烧一次缩一次,要填三四回。烧完打磨,铜丝露出来,成了花纹的边,摸着有点硌手,也摸得出哪儿是丝、哪儿是釉。铜胎掐丝,填彩入炉,烧三四回,磨光镀金,一件要几个月。
皇帝派人到景德镇盯着烧
康熙十九年,朝廷派臧应选到景德镇,驻厂督造。他自己住在窑边,看火色、验土、挑料,烧坏的当场砸。此后景德镇的御窑有了规矩:一年烧多少、什么样子、谁验收,都写在册子上,一年一年往下记。督陶官驻厂,管料管工管样管验,不合格的当场砸。
红釉靠铜,在窑里变色
铜在窑里能变红,可这个红极难。温度差二十度、空气多一点少一点,红就跑了,变成灰、变成黑。康熙年间的郎窑红、豇豆红,就是拿铜烧出来的,一件成,几十件废,窑工叫它十窑九不成。铜在釉里,氧气足出绿,氧气少出红,烧的其实是气氛。
镜片磨好了,能看见小东西
明末清初,望远镜和显微镜从海上进来。康熙年间宫里有了做镜的作坊,磨镜片、做镜筒。镜片要磨成球面,凸的放大,凹的缩小,两个凑起来就能看清远处或近处,这叫一凸一凹,是当时最精巧的手艺之一。凸透镜聚光,凹透镜散光,磨对了眼睛就多出一截。
宫里有间屋子,专门修钟
康熙年间,宫里的自鸣钟多了,就有了修钟的作坊。乾隆时叫做钟处,几十个匠人,修钟也做钟。广州做的叫广钟,苏州做的叫苏钟,一个热闹一个素净。钟表是当时最复杂的机器,齿轮咬齿轮,差一点都不走。宫里设做钟处,几十个匠人分着干,修钟做钟做齿轮。
一块玻璃能套好几层颜色
套料是玻璃的一种做法:先吹一个底色的胎,再在外面套一层别的颜色,然后雕。雕的时候把外层刻掉一部分,露出底层的颜色,就成了花纹。乾隆年间做得最精,鼻烟壶最常见,也最小巧,一件不过拇指大。两层玻璃套在一起,刻掉面层露出底色,花纹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