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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昌看病,先把道理讲清
喻昌是江西新建人,明末清初在常熟一带行医。他看病有个规矩:先讲清这病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治,讲完了才开方。他把这些医案写成《寓意草》,一条一条记,谁看了都明白,不用猜。讲完了才开方,一条一条记。
张璐写了一本什么病都有的书
张璐是江苏长洲人,明亡时二十多岁,一辈子行医。康熙三十四年,他写成《张氏医通》,十六卷,从伤寒讲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什么病都有。这书的特点是把前人的说法摆出来,再讲自己怎么用。从伤寒讲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祁坤写外科,敢下刀
祁坤是浙江山阴人,在太医院做院判,管外科。康熙四年,他写成《外科大成》,四卷,讲疮、痈、疔、瘰疬怎么辨、怎么切、怎么敷药。这书是清代外科的官书底本,后来的《医宗金鉴·外科》就从它来。四卷,讲疮、痈、疔、瘰疬怎么辨、怎么切。
洋人讲人身是怎么造的
明末,传教士邓玉函口述、毕拱辰记录,译出一本《泰西人身说概》,讲人体怎么构成、骨骼有多少块、肌肉怎么动。书没刻成,靠抄本传。清初有医生看到了,觉得新鲜,可多数人只当奇谈。讲人体怎么构成、骨骼有多少块、肌肉怎么动。
人参在清代是要管的
人参产在东北,清代是皇家的。采参要领票,出山要验,私采是重罪。人参从东北运到北京、到江南,一斤能卖几百两银子。清朝靠这一味药,管住了山,也赚了钱。参户进山要结队,要有把头。采参要领票,出山要验,私采是重罪。
徐大椿说学医要溯源
徐大椿是江苏吴江人,学问杂,懂医、懂水利、懂音律。乾隆二十二年,他写成《医学源流论》,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他说学医要从《内经》《伤寒》读起,不能只背方子,得知道为什么。讲医书的源流、讲治法的得失,不能只背方子。
本草纲目之后又添了新药
赵学敏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没做官,喜欢访药。乾隆三十年,他写成《本草纲目拾遗》,收了七百多种《本草纲目》没写的药,有海外的、有民间的、有他亲眼见的。这是一次补漏,补得实在。收了七百多种本草纲目没写的药。
同仁堂的药,供到宫里
同仁堂是康熙八年开的,创办人姓乐,在京城前门外卖药。雍正元年,它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就是一百八十多年,一直供到清末。供御药是差事,也是招牌,同仁堂的药从此贵也卖得动,没人还价。雍正元年开始给宫里供药,一供一百八十多年。
太医院分了十一个科
清代太医院沿明制,分科看病。乾隆年间定为十一科: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咽喉、正骨、痘疹。每科有专科医生,考选升迁各走各的路,互不越界,各守各的地盘。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
霍乱从海路进来,一路往北
嘉庆二十五年,霍乱第一次从海路传进中国。先到广州、到福建,然后沿海北上,一路传到北京。这病来得快,一天泻几十次,人脱水脱得眼窝塌下去,几个时辰就死。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治,只能看着人脱水。先到广州、到福建,一路传到北京。
林则徐给戒烟的人开方子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一边收缴烟土,一边找医生配戒烟的药。他收集了十几种戒烟方,编成《戒烟断瘾前后两张方》,发给烟馆和善堂。这些方子多是替代、缓减的路子,不是硬断。他收集了十几种戒烟方,发给烟馆和善堂。
王孟英写了一本霍乱的书
王孟英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行医,见过好几次霍乱大流行。道光十八年,他写成《霍乱论》,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什么时候该清、什么时候该温。他自己治过很多,救活的不在少数。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
善堂里看病,不要钱
清代中后期,各地的善堂越办越多。善堂施医、施药、施棺、收养弃婴,钱从商人捐、地租出。病人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这套东西补上了官府管不到的那一块,也补上了人心里的那一块。善堂施医、施药、施棺、收养弃婴。
坊刻的医书越来越便宜
道光年间,书坊刻医书的多起来。刻一部《医方集解》只要几钱银子,比康熙年间便宜了一半。便宜的原因是纸便宜了、刻工多了、销路广了。医书从藏书楼走进了小药铺,也走进了郎中的药箱。刻一部医方集解只要几钱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