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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与赣江的航道
江西的货要出省,只能走赣江。赣江往北到鄱阳湖,穿湖出湖口,进长江。这条水路是明清两代江西的命脉,广东的货也走这里,翻梅岭到南安,装船北上。一条水道养活了整条路上的人,沿路的衙门也靠它养活。赣江穿江西,湖口一个窄口,清水浊水碰。
有些镇靠转运不靠种地
运河边上有些镇,地图上不起眼,人口却比县城多。临清、河西务、清江浦、浒墅关,都是这样起来的。它们的本事不在种地,在转运,船到这里要停,人到这里要吃要住。停一次,就是一桩生意。过闸、过税关、换船,三样凑出一个镇。
修一道海塘要几十万两银子
修一道海塘,要几十万两银子,这笔钱地方拿不出来。所以钱从三处来,一处是户部拨,一处是盐商捐,一处是按亩摊。三处凑不齐,塘就修一半停一半。停的那一半,往往是最险的那一段。为什么,因为险段最难修,最费钱。
总督管一省到三省,巡抚管一省
清朝的地方大员,最大的是总督和巡抚。总督管一省到三省,巡抚管一省。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城,谁也管不了谁。奏折都能直达皇帝,让两个人互相看着。这是清朝的用意,也是清朝的麻烦。两个人都能上奏。两个人都能调兵,商量不成就上奏。
城墙里面的坊与巷
城里的地不是随便用的,是按坊分的。坊是一块地方,四边有墙,墙上有门,门有人守。唐宋的时候,太阳一落坊门就关,街上不许走人。到了明代,坊墙多半没了,只剩名字。坊名一直用到今天,成了地名。坊墙拆了,坊名留着,成了地名的单位。
临街三间宽,后面接着河
镇上的铺面是窄的,进深是长的。临街的地贵,要省着用,铺面三间宽,后面接院子,院子后面是河。货从后门进,从前面卖。镇上的地价,靠码头远近定。街上的庙比衙门多,天后宫是福建人建的,山陕会馆是山西陕西人建的。
运河边的临清与淮安
运河上有两个地方最要紧,一个是临清,一个是淮安。临清在山东,是闸河和卫河交汇的地方。淮安在江苏,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条水碰头的地方。两个地方都因为水太麻烦,才成了大城。水越麻烦,人越多。临清管转,淮安管过。
会馆与同乡的落脚处
会馆是外地人在城里盖的房子。同乡的、同业的,各盖各的。会馆能住人、能存钱、能办事、能停棺材。所以一个读书人或一个商人进了城,先找会馆。找不到会馆,一个外乡人就算没进城。这就是根,根扎在这儿。按省按府按县分,凑钱买地租房养馆。
城门外面那一圈关厢
城门外那一带叫关厢。关厢不是城,可比城热闹。因为城外不查夜,不收门税,摆摊的、开店的、卖艺的,都在那儿。城门一关,关厢自己成一个小城。城里的规矩,到了关厢这一带就断了。一墙之隔,两套规矩。城门有开有关,关厢一直开着。
驿站办不下去,问题出在钱上
驿站在明清两代都用着,可用到后来就办不动了。办不动的原因不是规矩坏了,是钱不够。钱不够,马就瘦;马瘦,路就慢。所以驿站的毛病,最后都落在账上。账上没钱,规矩就成了一张空文。州县欠驿银,驿丞垫不起,马就饿着。
翻过喜马拉雅山那一仗
乾隆五十七年,清军翻过喜马拉雅山,打到廓尔喀的都城下。廓尔喀就是今天的尼泊尔。这一趟走的是从来没人走过的路。所以这一仗,是清朝打得最远的一仗。远到连粮草都算不过来,只能就地找。翻山翻了一个月。
宫里有间屋子,专门修钟
康熙年间,宫里的自鸣钟多了,就有了修钟的作坊。乾隆时叫做钟处,几十个匠人,修钟也做钟。广州做的叫广钟,苏州做的叫苏钟,一个热闹一个素净。钟表是当时最复杂的机器,齿轮咬齿轮,差一点都不走。宫里设做钟处,几十个匠人分着干,修钟做钟做齿轮。
种牛痘是拿小刀划胳膊
嘉庆十年,广东南海人邱熺学会了牛痘,在广州开业种痘。办法是取牛痘的浆,用刀在胳膊上划一道,把浆抹进去。牛痘比人痘安全,死的人少。这法子从澳门传进来,一路传到内地,几十年里种了几十万人。取牛痘浆划进胳膊,一个传一个,不能断。
洋人的火轮船开进了珠江
道光八年,一艘叫福士号的洋船开进珠江口,用蒸汽机推轮子。船长二十多丈,没有帆也能走。两广总督派人上船看,看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亲眼见火轮船,也是第一次看见不用帆的船。瓦特改良蒸汽机,富尔顿造火轮船,一八二八年开进珠江试探。
银元在沿海比银子好使
道光年间,沿海做生意用银元,不用银锭。银元是外国商人带来的,西班牙的、墨西哥的,一枚七钱二分,成色固定,数个数就行。中国的银锭要称、要验成色,麻烦。所以银元越用越广,连内地都收。银锭要称要验要剪,外国银元数个数就行,沿海都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