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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丈长的木头立在都城南门,搬去北门给十金
商鞅的新法写好了,还没公布。他怕百姓不信,就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谁能搬到北门,给十金。三丈是那时的量法,合今天六七米,得几个人才抬得动,一个人扛不了。
吴起在河西立木表比商鞅早了三十年
比商鞅早约三十年,吴起在魏国的西河做过同样的事。他在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表,说谁能把它推倒,就让他做长大夫,一句话给一个爵位。赏的不是钱,是身份,是能传给儿孙的东西,这个价没人开过。
家里有两个男丁不分家,赋税翻一倍
一条法里夹着一句收税的话:一户成年男丁超过两个还不拆成两户,赋就翻一倍。这不算加税,是把税当成刑罚使。官府不派人来拆你的家,只让你自己算账,算完自己动手。税在这里不是收入,是命令。
韩非说照这条法,砍人头的人得去当医生
韩非在《定法》篇里问了一个怪问题:假如有条法规定,砍一颗头的人去当医生、当木匠,会怎么样。他的答案是房子盖不成,病人也治不好。他说的不是笑话,是在挑商鞅那条法接到官位上的毛病。
商鞅把法改叫律,一个字的差别走了两千年
商鞅到秦国以后做了一件事,四个字:改法为律。李悝编的那六篇原来叫法,商鞅接手之后叫律。一个字的差别,往后两千年都跟着这个字走,从秦律到汉律,再到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
晋国的旧法没废,韩国的新法又出来了
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分到一份遗产,里面有一部法。这部法没有废。韩国自己又造了一部新法。两部法同时有效,同一件事有两条规矩,两条不一样。这不是过渡期的混乱,是几十年一直这么过。
旧令没收回去,新令又下来了
法之外还有令。令是国君当时下的命令,一件一件,随事而发。先君下的令没有宣布作废,新君又下了新的。两道令摆在一起,管的是同一件事,说的不一样。这种情况比两部法并着跑更常见。
法是给臣下用的,术是给君主用的
两个定义说完,韩非各加了一句归属:术是人主之所执,法是人臣之所师。执是自己拿着,师是照着学。术在君主手里,不外传;法是臣下要学的东西,得人人会。同一篇文章,两样东西,两个去处。
这道田律是秦武王让丞相和内史一起改的
青川木牍开头那串字,记的不是条文,是这道律怎么出来的:王下命,丞相和内史一起办,改的是一部早就有过的田律。一个更字,说明秦国的田律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这条律底下压着一部旧的。
一亩地里要留两条畛,宽一步
田宽一步,长八步,这样一条叫一畛。一亩地里划两条畛。畛是田里的小路,宽一步。这个数字算下来,每亩地要拿出一块不种庄稼的地方当路。路是要占地的,占地多少,律里写死了,一分也不能差。
道宽三步,这个宽度是给车留的
一百亩叫一顷,一顷配一条阡道,道宽三步。三步折下来是四米一四。这个宽度不是随手定的:一辆车两米上下,四米一能让两辆车错开。田间的路修多宽,取决于要过什么,不取决于地有多宽。
木牍背面记着,十二月有八天没修路
木牍背面只有一行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后面跟着八个干支日子。哪一天没修路,就记上一笔。这不是律文,是一份检查记录。律定下来要修路,修没修,得有人去看,看完还得记下来备查。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