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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内把能栽树的地方都栽上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拟定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这一年起十二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宅旁、村旁、路旁、水旁都要种树。一九五五年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六千六百六十万青年造林五百四十六万亩。
三块钱一瓶的水摆上了柜台
九十年代初,瓶装水还是稀罕物。湖南株洲一家厂子把矿泉水灌进塑料瓶,一瓶卖三块钱,而那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二百二十来元。此后十年,纯净水、矿泉水、天然水轮番上阵,喝水这件最平常的事被重新定了价。
鞋底厚到十厘米才算神气
一九九三年初,上海街头忽然流行一种厚底鞋,鞋底五到十厘米,最高十六厘米。年轻人管它叫松糕鞋,讲究的是「越高越神气」。这股风从上海吹到全国,也把一批姑娘送进了医院的骨科门诊。
一台机车被命名为周恩来号
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上海市政府礼堂开了一场命名大会。上海机务段一台东风三型内燃机车被命名为「周恩来号」。它是三台伟人号机车里唯一牵引旅客列车的一台,从此跑了四十多年,如今安全走行一千三百万公里。
十堰原来只有百十户人家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万人开进鄂西北一条山沟。那里原来只有百十户人家,重工业是铁匠铺,轻工业是豆腐坊。第二汽车制造厂就在这里建起来,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中型卡车基地。一座城跟着厂子长出来。
把汉字拆开,重新装一遍
二〇〇七年前后,网上冒出一种写法:生僻字、繁体字、日文假名、符号混在一起,像汉字又不是汉字。人们叫它火星文,也有人贬称脑残体。它是九〇后的标志,也惹出一场关于汉字该怎么写的争论。
一个还没测准的数字被定了下来
二〇一二年三月八日,王贻芳在北京宣布:大亚湾实验测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θ13 约为零点零九二。这个数字此前二十年没人测准,他们用五十五天的数据把误差压到百分之二点八。
博士后面再加两个字
一九八五年七月,国务院批转一份报告,中国开始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第一批批了一百零二个站,分布在七十三家单位。李政道为这件事给邓小平写过信,邓小平的答复是:看准了要行动。
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个大城市的工商局长在北京开了一次会。上海资本家心里没底,写了副对联: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半年后市场转活,霓虹灯都亮了,对联被改成五心已定、稳步前进。
三年抓了一百七十七万人
一九八三年八月起,全国组织了三场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历时三年五个月。共逮捕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人,判刑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劳动教养三十二万一千人。数字背后是一次非常手段的选择。
八十多个机构在这轮改革里动了
二〇一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到二十六个,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都是这一轮新设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当年年底前落实到位。
全国森林覆盖率只剩百分之八点六
一九五〇年四月,政务院通过《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定下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的方针。那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剩百分之八点六,年年水灾旱灾,梁希说,这是大自然对人们的报复。
二十万人挑土,一年拦洪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二十万六千民工开进潮白河山沟修密云水库。一九五九年汛期拦洪,一九六〇年基本建成,总库容四十三点七五亿立方米,是华北最大的一座。北京人喝的三杯水里,两杯来自这里。
大巴车上多了一个美国人
一九七一年四月四日,美国乒乓球队选手科恩误上中国队大巴,庄则栋送他一幅杭州织锦。第二天科恩回赠一件T恤。四月七日毛泽东批示立即邀请,四月十日美国队飞抵北京,小球转动了地球。
一台九英寸电视,三代人围着念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陈琳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讲《广播电视英语讲座》。摄影棚四十多度,他穿着中山装,旁边摆着大冰块。一台九英寸电视前,祖孙三代跟着念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