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国破山河在:安史之乱时期的伪官、认同与记忆
- 书名
- 国破山河在:安史之乱时期的伪官、认同与记忆
- 作者
- 孟献志 著
- 出版社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26-09-01
- ISBN
- 9787563841981
- 货号
- 1204610958
- 品相
- 全新
- 分类
- 涉及古代·历史
- 书名
- 国破山河在:安史之乱时期的伪官、认同与记忆
- 作者
- 孟献志 著
- 出版社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26-09-01
- ISBN
- 9787563841981
- 货号
- 1204610958
- 品相
- 全新
- 分类
- 涉及古代·历史
作者简介▼
孟献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形势与政策联合党支部书记。出版专著一部,在《北京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绪 论
一、理论与历史:国家认同的断裂与修复
二、个案审视:安史之乱伪官群体的身份困境与行为逻辑
三、研究展望:安史之乱伪官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再审视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第一章 何为伪官?——概念源流、类型与历史书写中的正统性之争
一、从“诈伪”到“非正统”:“伪”字政治意涵的生成与演变
二、谁是伪官?——非正统政权的类型与官员身份判定
三、陷贼与附逆:“陷贼官”与伪官的概念边界与史籍混用
第二章 主动叛节者的身份认同与政治抉择
一、从幕僚到“伪相”:张通儒的权力轨迹与安史政权的结构性困境
二、宰相的变节:陈希烈与天宝政治中的忠诚困境
三、主动叛节型伪官对安史政权的政治功能与认同逻辑
第三章 被动附逆者的生存困境与身份抉择
一、蕃将的身份困境:哥舒翰降敌与族源认同问题
二、伪职与忠诚:张献诚的“内应”角色与中唐谍报活动
三、被动投降型伪官的政治角色与历史评价
第四章 宽严之变:唐廷对安史伪官的政策演变与政治认同的重构
一、宽揽人心:危机初期的宽抚政策与人心整合
二、从宽抚到严惩再回调:肃宗时期的政策摇摆
三、以宽恕促统一:代宗时期的政策定型
四、结论:政策演变与唐代国家认同的重建
第五章 政治认同的危机:安史之乱中伪官群体的形成机制探析
一、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官员忠诚的动摇
二、思想与教育的转向:忠诚观念的多元与弱化
三、地域认同与政权构建:安史政权的组织逻辑
四、个人动机与制度失信:伪官投降的心理与现实逻辑
第六章 功臣的困境与叛将的塑造:仆固怀恩叛乱的历史书写逻辑
一、仆固怀恩的史料批评:从史实矛盾到叙事建构
二、史实考辨与权力叙事的交织
三、形象建构的双重逻辑:权威维护与道德训诫
第七章 结语:安史之乱时期国家认同的崩解与艰难重建
附录1:部分安史伪官名单
附录2:安史之乱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读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附录3:另一种“安史之乱”:读《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本书围绕安史之乱中伪官群体的历史定位、行为逻辑及其与唐廷政治生态的复杂互动,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首先,在概念源流上,伪官一词自魏晋南北朝起逐渐定型,用以指称非正统政权下的官员,其背后蕴含了强烈的正统性话语建构逻辑。安史政权虽带有胡汉混杂特征,本质上仍属唐代内部争夺皇权的割据体系产物,而“陷贼官”与伪官的概念差异,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书写中个体在政权更迭中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就伪官群体本身而言,其构成与动机呈现多元分化态势。一部分为主动归附者,如张通儒凭借与安禄山的旧部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陈希烈则因仕途挫折、朝政腐败及佛道思想影响而动摇对李唐的忠诚,他们的选择不仅为叛乱政权提供了行政支持与合法性外衣,也折射出盛唐国家认同在部分高层官员中的内在裂痕。另一部分则为被动附逆者,在胁迫之下或消极合作,或秘密效忠唐廷,如哥舒翰在胡汉文化认同与身心困境下的复杂抉择,以及张献诚在伪职期间隐忍内应的行为,均体现了极端政治情境中个体在道德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权衡。总体而言,被动附逆者在叛军体制中的作用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叛乱统治的内部削弱。唐廷对伪官的处置政策,亦经历了从肃宗时期的宽抚招揽,到两京收复后的“六等定罪”与公开惩戒,再到代宗时期全面宽恕的曲折演变。这一政策调整不仅反映了唐廷在军事形势变化下的现实考量,更深刻体现了中唐政权在法律正义、政治整合与社会重建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其最终趋向妥协的处置方式,旨在以宽赦换取稳定,重构国家认同与统治秩序。进一步从政治生态、思想背景、地域因素与个体动机四重视角剖析,伪官群体的形成机制植根于玄宗朝后期政治失信、言路闭塞与制度性腐败;佛道思想的相对忠诚观与科举功利化倾向削弱了忠君观念的绝对性;幽州等地长期形成的地域共同体与安禄山构建的替代性效忠体系亦构成重要诱因;而不同层级官员的抱负受挫与相对剥夺感,则进一步催化了政治离心力的形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揭示出唐代国家认同危机不仅是军事失利的产物,更是政治失信、思想多元与制度缺陷交织导致的政治向心力瓦解的结果。最后,本书以仆固怀恩从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至“叛将”的身份转变为例,通过辨析史籍中对其“交通回纥”“邙山之战”等事件记载的矛盾与选择性叙事,揭示其形象被史官系统建构为承担河北割据责任的“替罪羊”过程。这一历史书写现象,不仅反映了唐廷在后安史之乱时期为重塑中央权威、规避制度性批判而采取的叙事策略,也凸显了权力叙事与道德训诫在历史建构中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仆固怀恩个案成为观察中唐政治合法性构建与历史记忆塑造的重要符号。





